那是個星期一上午，辦公桌上的蜂鳴器第次響起時，我嘆了口氣，無奈地拿起聽筒。我在路易斯安那的一家醫院貧民住院部擔任主管，每天都忙忙碌碌。 “誰在呼叫？”我厲聲問接線員。 “是一位女士，她需要一名醫生到她家出診，看看她的兒子。”接線員有些緊張，“您愿意跟她談談嗎？” 隔壁辦公室里一個護士等著和我談話，門診部里四個常駐醫生正在為他們的病人診斷，需要我的指導，而且我的病人也等著我。因此，我實在抽不開身。 “幫幫忙吧？”接線員央求道。 “好吧，把她接進來。”我無奈地答應了。 “吉烏拉醫生？”一個有些顫抖的聲音傳了過來，“我是羅杰斯夫人，我需要一個大夫到家里看看我的兒子巴迪，他癱瘓在床上，必須馬上看醫生。” “那么之前是誰為你兒子看病呢？”我打斷了她。 她解釋說，之前的醫生現在不出診了。社區診所也不再派護理人員到她家了，除非有一個醫生定期到她家出診。 “對不起，夫人，我幫不了你，我們沒有足夠的醫生。”我說。 “噢，天啊！”聽得出來，她很失望。 盡管心底有一個聲音勸我趕緊掛電話，但我還是詢問了巴迪的情況。 “他天生殘疾，不會說話，一直靠藥物維持生命。他兩歲時學過走路，但好景不長，年前他的腿斷了。” 年前？我懷疑自己是不是聽錯了。 “您的兒子多大啊？”我問道。 “他今年歲。” 我在心里迅速計算著。“如果您不介意的話，能告訴我您的年齡嗎？” “我今年歲。” “您是說您一直照顧著殘疾的兒子？在家里，年？”我簡直不敢相信。 “沒錯。” “夫人，”我說，“無論如何我們都會到您家出診。” 第二天，我帶著助手來到了羅杰斯夫人家。清瘦精神的羅杰斯夫人優雅地跟我們打招呼，她看上去并沒有歲。我們穿過整潔的起居室來到屋子后面巴迪的房間，里面擺設整齊、一塵不染。收音機里正播放著古典音樂，窗戶旁一盆杜鵑花開得很嬌艷。巴迪躺在床上，身上蓋著厚厚的被子。 “巴迪，你的新醫生來了。”羅杰斯夫人輕輕地撫摩著他的肩膀說。 我們給他檢查的時候，我注意到他的身體極度扭曲，一雙不能用的胳膊緊緊地擠壓在胸脯上。 “他竟然沒有生褥瘡。”檢查完畢后，我對羅杰斯夫人說。 “我和社區護士每天都給他翻幾次身。”羅杰斯夫人說。 助手給巴迪做理療時，羅杰斯夫人靜靜地向我講起了年前丈夫去世后，她獨自照顧巴迪的艱辛過程。巴迪小時候，醫生曾建議他們把巴迪送到殘疾兒童護理院，他們拒絕了。 “我只是認為沒有人能像我一樣把巴迪照顧得這么好。”她說。 “羅杰斯夫人，我能為你們做點什么呢？”我大聲問。 “我需要一名醫生定期來家里為巴迪檢查、治療。我想讓巴迪待在家里，只要我還有一口氣，我就會盡力把他照顧得最好，決不會把他送到療養院。”她的聲音急切而堅決。 “您放心，夫人，我會盡我所能幫助你們的。”我說。 當我們回到汽車里，我的心情還久久不能平靜。羅杰斯夫人的話讓我對無私、持久、不講條件的母愛有了更好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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