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獎，獻給我貧窮的母親

留在我腦海中最初的記憶是一個身材高挑、滿頭金發的婦女拖著沉重的麻袋穿過一望無垠的田地，那個婦女穿著男式馬褲，頭戴一頂破舊的草帽，不時地回過頭來對坐在麻袋上的3歲小男孩笑一笑。這一段記憶完整地概括了母親當年辛勤的勞作，她便是以這種頑強的方式帶大我們兄弟3人的，因此這段記憶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之中。

母親生長在生活艱苦的南方，那里的人們終其一生都在田里耕作。而母親所目睹、所經歷的惟有貧窮。

母親17歲便結了婚，而我父親卻是一個整天好吃懶做、不務正業的男人。

那時父親經常不負責任地離家出走，棄母親于不顧。1959年夏天，在父親又一次離家而去時，我降生了。直到我快兩歲時，我才重新回到了家，而5歲的哥哥山姆早已忘記了父親的模樣。

弟弟馬克出生后，父親便再一次棄家而去。最終在1966年2月的一個下午，母親帶著我們3個孩子搬回了外祖母家。由于房子狹小，母親只能睡在沙發上。

在棉花收獲的季節，母親摘上一天的棉花只能賺上幾塊錢，而其他時候她去剝甘蔗皮、摘西紅柿、撿山核桃，一年到頭總是彎著腰辛苦地勞作，支撐著整個家。清苦、操勞的生活過早地奪走了她的青春與美麗。

白天干完農活，晚上母親還要為別人熨衣服。我們的床上總堆滿了要熨的衣服。有時我半夜醒過來，睡眼惺忪地看到母親仍在那里熨著，大滴大滴的汗珠往下淌。熨一件衣服只有幾分錢，母親卻依然日復一日地熨著。

母親為我們申請了救濟金與免費午餐，無論是嚴冬還是酷暑，她都會排隊去領取政府發放的奶酪。有時我們兄弟幾個也會到垃圾堆里去撿一些銅線、鋁塊和飲料瓶，拿去賣了錢，交給母親。

在我的記憶中，母親從早到晚總是在干活，每天她上街也只是為了去買些食物。

我從來不記得童年時自己曾為母親的相貌或裝束感到羞恥過，但當我開始注意到異性，并和她們交上朋友后，我突然感到自己希望母親能多呆在家里，而不要常常上街，以免讓我的朋友們見到她。

記得上高中前的那個暑假，我與一個出身顯貴的女孩子的關系很親昵，而對自己的家庭環境，我只字未提，我覺得她不會對此產生懷疑的。

突然有一天，那女孩帶著女伴兒到家里來找我一起去野餐，我永遠也忘不了她們走進我們小得可憐的客廳，看到布滿窟窿的沙發和破舊的地毯以及那連燈罩都沒有、光禿禿掛在天花板上的燈泡時的表情。而當她們看到穿著褲腿從膝蓋處截斷的舊褲子的母親時．更是驚異無比。

我為自己生于如此貧困的家庭環境感到羞恥；而更糟糕的是我為母親感到羞恥。

工作后，以前的那種窘迫感早已蕩然無存，然而我卻為自己當年無知的虛榮心感到羞愧。為了彌補自己的過失，我經常給母親買些東西、幫她付醫藥費，而我真正想為她做的事情卻遠非自己的能力所及。

母親從沒有住過屬于自己的房子，因此我對她說，將來要為她買一幢房子，她只是點點頭，認為那僅僅是個夢而已。

我所從事的工作是美國收入不高的職業之一——記者，但為了實現自己對母親的承諾，我在銀行開了一個儲蓄賬戶。

我的職業生涯可以說是一帆風順，從地區的小報社逐漸轉到大城市的著名報社，后來我成為了美國十大報紙之一的《圣彼得堡時代報》的一名記者。

從我發表的第一篇文章起，母親只要在報紙上看到我寫的稿子，就會剪下來精心地貼在一個本子上。我的文章所寫的大多是一些生活歷經坎坷與磨難的人們，我被他們的故事所吸引是因為我的母親也曾有過同樣的經歷；因為她所教給我的道理——任何一個人都應該受到尊敬。

1994年我進入記者職業的圣殿——《紐約時報》工作，而報社所在的那幢大廈正是母親以前曾經做過清潔工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