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一年，一個農村少女，暗戀上了縣劇團的一名男演員。 一次看他演出，在他卸妝后偷走了他的戲靴，這當然引起了非議，也使他大為惱火。她父親問她為什么要那樣做？她說她愛上他了，今后非他不嫁，而她才十六歲。 以后劇團再到附近演戲，她父親便捆了她手腳，將她鎖進倉房。她磨斷繩子，撬斷窗欞，又光著腳板跑出十幾公里去看他演戲。她感動了她的一位嬸嬸，后者有次領著她去見他，央求他給她一張照片。他沒有照片給她，給了她一張用筆畫的拙劣的海報，簽上了他的名字。海報上畫是似他非他的一個著戲裝的男人。他二十六七歲，是縣劇團的“臺柱子”。在他眼里，她不過是一個情感有點兒偏執的小女孩兒。 后來就“文革”了。他被游斗了。一次游斗到她那個村，她發了瘋似的要救他，沖入人群，與游斗者們廝打，咬傷了他們許多人的手。她沒救成他，反而加重了他的罪，使他從此被關進了牛棚。一天夜里，她偷偷跑到縣里去看他，但沒見著。看守的“造反派”頭頭當然不許他們見。但是調戲她說，如果她肯把她的身子給她一次，他將想辦法早點兒“解放”她所愛的人。她當夜給了。不久她又去縣里探望她愛的人，又沒見著。為所愛之人，又將自己的身子給了“造反派”一次。而這一切，她愛的人一無所知。 東窗事發，“丑聞”四播。她的父母比她更沒臉見人了，于是將她跨省遠嫁到安徽某農村，丈夫是個白癡。十余年轉眼過去。 “文革”后，她所愛的人成了縣劇團團長。一次又率團到那個村去演出，村中有人將她的遭遇告訴了他。他聞言震驚，追問她的下落。然而她父母已死，嬸嬸也死了。村中人只知道她遠嫁安徽，嫁給了一個白癡。他當時正要結婚，于是解除婚約，劇團團長也不當了，十余次下安徽，足跡遍布安徽全省農村，終于在同情者們的幫助下，尋訪到了她的下落。他親自開著一輛吉普車前去找她，要帶她走，要給她后半生幸福。 而她得到婦聯方面的預先通知，從家中躲出去了，不肯見他。他只見著了她的傻丈夫。一個又老又傻的男人，和一對雙胞胎傻兒子。三個傻子靠她一個女人養活，家里窮得可以想象。他還看見了一樣東西－他當年簽了名送給她的那張海報，用塑料薄膜罩在自制的粗陋的相框里，掛在傾斜的土墻上。她一定希望有一個她認為配得上那海報的相框，卻分明是買不起。他悵然地離開了她的家。半路上他的車陷在一個水坑里，正巧有一個農婦背著柴從出上下來。他請她幫忙。那憔悴又黑瘦的農婦便默默用自己的柴墊他的車輪，那農婦便是當年愛他的少女。他當然是萬萬想不到也認不出她來的，而她卻知道眼前正是自己愛不泯的男人，但是她一句話都沒說。她當時又能說什么呢？看著他的車輪碾著她的柴轉出水坑，她只不過重新收集起弄得又是泥又是水的柴，重新背起罷了。他覺得過意不去，給了她元作為酬謝。那元錢當然是她的生活非常需要的，但是她竟沒接。她默默對他鞠了一躬背著柴捆，壓得腰彎下去，一步一蹣跚地走了…… 他們之間這一段相見的情形，是記者分頭采訪了他們雙方才知道的。 當地婦聯有意成全他們，表示要代為她辦理一切離婚手續。 她說：“那我的兩個兒子怎么辦？他們雖然傻，但是還沒傻到不要我這個娘的地步。我拋棄了他們，他們一定會終生悲傷的。” 他給她寫信，表示愿意為她的兩個兒子承擔起一個父親的責任和義務。 她沒給他回信。通過當地婦聯轉告他，他才五十來歲，重新組建一個幸福家庭還來得及。娶一個像她這樣的女人，對于他已不可能有愛可享。再被兩個并非是他的血脈的傻兒子拖累，他的后半生也將苦不堪言。這對他太不公平。他不忘她，她已知足了…… 他便無奈了。 不久他因悲郁而患了癌癥。希望自己死后埋在她家對面的山坡上，希望單位能破例保留他的撫恤金并轉在她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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