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月日早晨，歲的錢偉長帶著“一肚皮的問題”離開了我們。對于我國的教育，錢老曾意味深長地說：“好學生就是有一肚皮問題的學生。”（月日新華網《但愿“三錢”別成大師的句號》）錢學森大師走的時候，向國人發出了“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這樣振聾發聵的世紀之問，而如今，錢偉長大師眼里的好學生標準，則是對錢學森之問的最好解答。
長期以來，我國學校教育的出口是大學，大學文憑是進入社會參加工作的必要條件，而大學以學生的考試分數作為錄取的唯一條件，這就形成了我國學校教育的應試背景。這種應試教育，隨著現代社會個體的政治、經濟地位差距越來越大，競爭不斷加劇。學生的考試分數已經成為社會評價學校，學校評價老師，老師評價學生的唯一依據。學生獲取高分的最佳途徑就是熟記試題中的標準答案，這樣的教育體制培養出來的好學生，就是那些“有一肚皮標準答案的學生”。應試教育嚴重束縛了學生的思想，那些經常提出問題的學生反而被學校和老師作為問題學生大加壓制，那些模仿能力強、聽話的孩子則被視為乖孩子而受到鼓勵。
應試教育下好學生標準，造成了我國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普遍缺乏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欠缺獨立思考和自主判斷的能力。學生大學畢業以后難以獨立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缺乏創新能力，無法適應不斷變化的復雜情境，也難以適應在日益激烈的國際政治、經濟競爭條件下社會對創新人才的需要。因此，把我國當前社會政治、經濟、科技、企業普遍創新乏力歸結于教育缺乏創新并不為過。
問題的嚴重性遠不止于此。應試教育下好學生的標準，正在顛倒著我國學校教育中師生之間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教育民主化的缺失也直接影響著下一代的身心健康成長，危害著我國社會民主化進程，不利于未來公民健全人格的形成。據月日荊楚網報道：年月，正在某優質中學讀高二的李紅豪，在一次期中考試中寫了一篇題為《草菅人命》的作文，里面寫道：“老師說的你不能反駁，不管他說得對不對，否則你便犯了‘頂撞’之罪。”這篇作文“明目張膽”地批評現有教育制度，被老師批評為“膽敢在考試作文中諷刺學校和老師”，是“自毀前程”。隨后，學校要求李紅豪帶家長去學校商談，并且要“改變思想”，“否則就不許進教室，不行就換班或轉學”。由于李紅豪拒不認錯，終被學校領導和老師趕出了校園，失去了繼續求學的機會，成為現行教育體制下的直接受害者。
李紅豪事件決非孤立事件，它是我國當前學校教育中學生生命狀態的一個縮影。本來，學校教育中老師和學生的關系是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學生的需要就是老師的職責。試想，沒有學生，要老師干什么？但是，這種關系被嚴重顛倒成李紅豪同學在作文中寫的：“老師說的你不能反駁，不管他說得對不對，否則你便犯了‘頂撞’之罪。”這種只準學生規規矩矩聽話，不準他們亂說亂動，否則便以故意搗亂的罪名趕出校園的教育體制，對下一代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使他們的心靈受到無法彌補的傷害。在這樣民主化嚴重缺失的學校教育體制中，你能指望其所培養的學生具有民主精神嗎？它又怎能讓人相信未來的社會是充滿民主的社會。
錢偉長大師所提出的“好學生就是有一肚皮問題的學生”真是切中時弊，一言中的，令人茅塞頓開，它是錢老留給我國教育界最寶貴的經驗和精神財富。當前，在學校教育中，將好學生的標準從“有一肚皮標準答案的學生”轉變為“有一肚皮問題的學生”，不僅僅是評價觀念和評價體系的轉變，更是教育觀念、育人理念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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