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東郊的國際學校里有一棵特殊的“圣誕樹”。每年臨近圣誕節,樹上就會掛出上百個圓形的小卡片,上面寫著一些蘇北農村孩子的名字、性別和年齡。
每位經過這里的外籍學生,都會輕輕地把這些五顏六色的卡片摘下來,塞進書包里,然后回家與父母一起,按照卡片上的信息去籌備他們的禮物。一個月之后,蘇北的孩子們就會收到這份來自異國同齡人的新年祝福。
這樣的交往已經延續了好些年。只是兩地的孩子都不大清楚,這項活動始于何時,又是為了什么。
大人們有意不讓孩子了解太多,因為這源自一個悲傷的故事:年月日深夜,來自江蘇北部沭陽縣的個失業青年潛入南京一棟別墅行竊,被發現后,他們持刀殺害了屋主德國人普方(時任中德合資揚州亞星——奔馳公司外方副總經理)及其妻子、兒子和女兒。案發后,名歲~歲的兇手隨即被捕,后被法院判處死刑。
這起當時轟動全國的特大涉外滅門慘案很快結了案,但故事并沒有就此結束。
就在那年月,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國人及其他外國僑民設立了紀念普方一家的協會,致力于改變江蘇貧困地區兒童的生活狀況。協會用募集到的捐款為蘇北貧困家庭的孩子支付學費,希望他們能完成中國法律規定的年制義務教育,為他們走上“自主而充實”的人生道路創造機會。
這一舉動默默延續了年,雖然已有超過名的中國貧困學生因此圓了求學夢,但這件事至今鮮為人知。
寬恕的方式
“如果普方還在世,那么普方家肯定是第一個參與的家庭。”德國巴符州駐南京代表處總經理朱利婭確定地說。她是普方協會的創始人之一,和普方是同鄉。她覺得這是紀念普方一家最好的方式。
在她印象中,普方太太是個熱心腸,在南京生活期間一直都是樂善好施。曾經有一對從非洲來的年輕夫婦在南京上大學,后來因為妻子懷孕,無力負擔生活,在南京的外國人都自發組織活動去幫助他們。朱利婭記得,在參與此事的學生中,普方家的女兒桑德拉是最積極的。
賀杰克在南京經營德國餐廳和甜品店有十多年,他熟知大多數在南京工作生活的德國家庭。他也記得,年前,月日的那個早上,當他聽到有關普方一家的不幸消息時,是多么的憤怒。
“你怎么能開這樣惡毒的玩笑?”他沖著電話里嚷道。那天所有得知噩耗的人,第一反應都是“這該死的愚人節”。
時年歲的于爾根·普方為人謙和,行事嚴謹,循規蹈矩。亞星奔馳公司遠在揚州,因為孩子在南京讀書,注重家庭的他每天都要驅車多公里上下班,以便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家小。妻子佩特拉·普方比丈夫小歲,是一位和善的全職太太。他們的一雙兒女,歲的女兒桑德拉和歲的兒子托斯騰,都是南京國際學校的學生。
在賀杰克的印象中,年才來到南京生活的普方一家口,總是喜歡騎著自行車出行。普方先生喜歡運動,尤其愛打網球。小男孩托斯騰愛玩,每次到餐廳來都牢牢地捧著他的GAMEBOY(一種掌上游戲機)。
那天早上,賀杰克實在無法接受那個讓人心痛的消息,他馬上打電話給另一個朋友。當確認“這是真的”之后,他又寧愿“這一切只是一個很壞的玩笑”。他一向認為,在這座治安一直較好的城市里,女孩子甚至可以半夜獨自在街上走。“你可以問每一個在南京生活的外國人,”他說,“在那件事以前,所有人都覺得這座城市比自己的國家還要安全。”
在法庭上,普方一家的親友們見到了那個剛成年不久的疑兇。原本在他們的想象中,兇手是那種“看起來很強壯、很兇悍的人”,可實際上,“跟你在馬路上碰到的普通人沒有區別”。
100這個男青年并非有預謀要殺人。他們一開始只是想偷摩托車,但換來的錢并不多。后來他們看到一個廣告,得知玄武湖畔的金陵御花園是南京最高檔的別墅區。那晚,他們潛入小區,也只是想去洗劫一間不亮燈的空宅,結果那套正在裝修的別墅沒有東西可偷。最終他們選擇了隔壁的普方家。盜竊的行動被普方一家查覺,因為言語不通,驚懼之中,他們選擇了殺人滅口。
據說案發后,普方先生的母親從德國趕到南京,在了解了案情之后,老人做出了一個讓中國人覺得很震驚的決定——她寫信給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個年輕人死刑。
“德國沒有死刑。”賀杰克解釋說,“我們會覺得,他們的死不能改變現實。”
在當時中國外交部的新聞發布會上,也有德國記者轉達了普方家屬希望寬恕被告的愿望。外交部方面回應“中國的司法機關是根據中國的有關法律來審理此案的”。最終,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駁回了名被告的上訴,維持死刑的判決。
與此同時,更多的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已經開始尋求一種更積極的方式,去紀念普方一家。
善心正在接力
年前,當這些創始者們決定以做慈善的方式紀念普方一家之后,他們很快便確定,把幫助蘇北貧困家庭的孩子完成學業作為最初的使命。
因為庭審中的一個細節讓他們觸動很深:那個來自蘇北農村的年輕人都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也沒有正式的工作,其中有一個做過短暫的廚師,有一個擺攤配過鑰匙。
“如果你有個比較好的教育背景,就有了自己的未來和機會。”普方協會現任執行主席萬多明努力用中文表達自己對教育的理解,“有機會的話,人就不會想去做壞事,他會做好事,這對自己,對別人都有好處。”
萬多明是德國巴符州駐南京代表處的項目主管,他坦言,自己也是在德國的農村長大的,只是在德國,不需要付費就可以完成小學、中學的學業,后來考上大學,自己才有了比較好的工作。“如果需要付費的話,我的父母也沒有辦法送我到學校去,可能我在德國還找不到工作,沒辦法選擇我想要的生活。”
不過由于種種原因,這些打算用業余時間做慈善的外國人,當年并沒有得到在中國成立基金會的批準,于是他們改稱為普方協會,與南京本地的愛德基金會合作,資助蘇北地區的貧困中小學生完成年義務教育。隨著中國逐步實行免費義務教育,他們把資助對象延伸到高中。高中生每年資助元,初中生每年資助元。
如果不是普方協會提出的動議,扎根于江蘇本土的愛德基金會的工作人員也不會想到,一向以富庶聞名的江蘇也會有那樣貧困的家庭。
有一個鎮里的干部,住在鎮上,全家口人住的地方連平方米都沒有,幾乎每頓都在喝粥。還有一個光棍討不起老婆,收養了一個孩子,家里只有一塊沒腿的木板當床,上面鋪著黑乎乎的棉絮。
當地的教育工作者聽說有人愿意資助孩子上學都很高興,表示“一定要推選品學兼優的學生”。然而這并不是普方協會設立助學金的初衷,他們只希望“人人都能享受均等的受教育權利”。
張磊(化名)是目前受資助者中惟一考上大學的學生,他從年級開始接受普方協會的資助。起初人們并沒有特別注意他家的情況。當他升入初中以后,有老師反映“這孩子很要強,成績也好,很有希望考入大學。”
于是,愛德基金會的工作人員特意找出那份填寫于年月的申請表,在那上面,張磊一筆一畫地寫道:“父親病逝年,母親務農種著畝地。哥哥沒上完小學就輟學打工,我很想讀書……”
如今,張磊已經是淮陰師范學院的大一學生,他立志做一名合格的英語老師,因為他發現家鄉的老師發音都不夠標準。盡管他并不知道普方基金的背景,但他同樣篤信“教育改變人生”,也希望教育能夠改變家鄉的面貌。
100“我們不是要傳達這樣的信息。”萬多明強調說,“不是說一個德國人被殺,我們就會給兇手的家鄉提供獎學金。”事實上,連受助的學生也都不知道普方協會的背景。萬多明堅持,提供獎學金只是因為他們貧窮上不起學。
年來,隨著最初的創立者們因為工作調動等原因離開中國,普方協會也逐漸淡化了早期成立時的背景。“現在在南京還認識普方一家的德國人已為數不多。”賀杰克掐著手指頭算道。因此,他們與受助學生交流時都是以愛德基金會的名義,像賀杰克這些普方協會的會員們,通常被介紹為一群“很有愛心的國際友人”。
這個以普方一家人的姓氏命名的協會,把一朵兒童手繪的粉色小花作為logo,上面寫著:“教育,是獻給生命的禮物。”
現在這個項目已經影響了一批中國人,去回報社會,關心弱勢群體。比如,一位家具城的中國老板從拍賣家具的錢里拿出萬元,捐給普方協會。又比如,一位在普方運動會上受聘幫孩子畫彩繪的中國老師,聽說是這樣一個活動,就不肯收錢了。
所有人都企盼著,有朝一日,慈善也會成為中國人的一種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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