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把建議書扔到我的書桌上——當他瞪著眼睛看著我的時候，他的眉毛蹙成了一條直線。 “怎么了？”我問。 他用一根手指戳著建議書。“下一次，你想要做某些改動的時候，得先問問我。”說完就掉轉身走了，把我獨自留在那里生悶氣。 他怎么敢這樣對待我，我想。我不過是改動了一個長句子，糾正了語法上的錯誤——這些都是我認為我有責任去做的。 并不是沒有人警告過我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我的前任——那些在我之前在這個職位上工作的女人們，稱呼他的字眼都是我無法張口重復的。在我上班的第一天，一位同事就把我拉到一邊，低聲告訴我：“他本人要對另兩位秘書離開公司的事情負責。” 幾個星期過去了，我越來越輕視杰克。我一向信奉這樣一個原則：當敵人打你的左臉時，把你的右臉也湊上去，并且愛你的敵人。可是，這個原則根本不適用于杰克。他很快會把侮辱人的話擲在轉向他的任何一張臉上。我為他的行為祈禱，可是說心里話，我真想隨他去，不理他。 一天，他又做了一件令我十分難堪的事后，我獨自流了很多眼淚，然后，我像一陣風似的沖進他的辦公室。我準備如果需要的話就立即辭職，但必須得讓這個男人知道我的想法。我推開門，杰克抬起眼睛匆匆地掃視了我一眼。“什么事？”他生硬地問。我突然知道我必須得做什么了。畢竟，他是應該知道原因的。 我在他對面的一把椅子里坐下來，“杰克，你對待我的態度是錯誤的。從來沒有人用那種態度對我說話。作為一名專業人員，這是錯誤的，而我允許這種情況繼續下去也是錯誤的。”我說。 杰克不安地、有些僵硬地笑了笑，同時把身體向后斜靠在椅背上。我把眼睛閉上一秒鐘，上帝保佑我，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禱著。“我想向你作出承諾：我將會是你的朋友。”我說。“我將會用尊重和友善來對待你，因為這是你應該受到的待遇。你應該得到那樣的對待，而每個人都應該得到同樣的對待。”我輕輕地從椅子里站起來，然后輕輕地把門在身后關上。 那個星期余下的時間里，杰克一直都避免見到我。建議書、說明書和信件都在我吃午餐的時候出現在我的書桌上，而我修改過的文件都被取走了。一天，我買了一些餅干帶到辦公室里，留了一些放在杰克的書桌上。另一天，我在杰克的書桌上留下了一張字條，上面寫著，“希望你今天愉快。”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里，杰克又重新在我面前出現了。他的態度依然冷淡，但卻不再隨意發脾氣了。在休息室里，同事們把我迫至一隅。 “看看你對杰克的影響。”他們說，“你一定狠狠責備了他一通。” 我搖了搖頭。“杰克和我現在成為朋友了。”我真誠地說，我拒絕談論他。其后，每一次在大廳里看見 杰克時，我都會先向他露出微笑。 因為，那是朋友應該做的事情。 在我們之間的那次“談話”過去一年之后，我被查出患了乳腺癌。當時我只有歲，有著個漂亮聰明的孩子，我很害怕。很快癌細胞轉移到了我的淋巴腺，有統計數字表明，患病到這種程度的病人不會活很長時間了。手術之后，我與那些一心想找到合適的話來說的朋友們聊天。沒有人知道應該說什么，許多人說話語無倫次、顛三倒四，還有一些人忍不住地哭泣。我盡量鼓勵他們。我固守著希望。
住院的最后一天，門口出現了一個身影，原來是杰克。他正笨拙地站在那里，我微笑著朝他招了招手。他走到我的床邊，沒有說話，只是把一個小包裹放在我身邊，里面是一些植物的球莖。“郁金香。”他說。我微笑著，一時之間沒有明白他的意思。 他清了清喉嚨，“你回到家里之后，把它們種到泥土里，到明年春天，它們就會發芽了。”他的腳在地上蹭來蹭去。“我只是想讓你知道，當它們發芽的時候，你會看到它們。” 我的眼睛里升起一團淚霧，我向他伸出手去。“謝謝你！”我輕聲說。 杰克握住我的手，粗聲粗氣地回答：“不用謝。你現在還看不出來，不過，到明年春天，你將會看到我為你選擇的顏色。”他轉過身，沒說再見就離開了病房。 現在，那些每年春天都能看到的紅色和白色的郁金香已經讓我看了多年。今年月，醫生就要宣布我的病已經被治愈了。我也已經看到了我的孩子們從中學里畢了業，走進了大學的校門。 在我最希望聽到鼓勵的話的時候，一個沉默寡言的男人說出了它們。 畢竟，那是朋友應該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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