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先生本是上海人，上世紀年代到江蘇大屯煤礦工作，與我成了同事。到了年代中期，我們兩家又先后搬來北京，面對陌生的茫茫人海，兩家的交往自然就多了起來。張先生夫婦合力打拼，短短幾年時間就在北京買了房買了車。他們有個獨生女，女兒在北京上到初三時，數理化成績總上不去，看來要想上個好一點的高中就很難了。當初女兒來北京上學時，張先生夫婦已經花了一筆不少的贊助費，再花錢上高中，也不一定有好的效果。夫婦倆權衡利弊，決定不惜代價將她送去英國留學，當時女兒年僅歲。 不久前，張先生邀我們一家相聚，原來他們的女兒回國探親來了。從外表上看，他們的女兒與以前并沒有太大的變化，然而三年獨立生活的磨練自然使她成熟了許多。他們都贊他女兒懂事多了。 張先生的女兒在距曼徹斯特一百多公里的小城讀高中，校方說為了有利于她盡快過語言關，特地將她安排在一個孤獨的老太太家里寄住。為此，她每月需向房東支付英鎊，折合人民幣多元，房東只為她提供一頓晚餐。她向我們抱怨說，那個房東很摳門，晚餐特簡單。要知道，學生都指望晚上能吃到一頓好飯呢。 她還告訴我們，為了節省開支，她每天都是步行去上學，單程公里。盡管如此，父母這三年還是為她花去了五六十萬元人民幣，如果再接著上四年大學，父母為她求學所花的錢肯定要超過萬元人民幣了。她說，在英國呆的時間長了，才知道英國政府為了減少社會保障方面的開支，巧妙地利用外國留學生實施扶貧計劃，校方讓她寄住在那個孤獨的老太太家里，就是這項扶貧計劃的一部分。她還知道，將來在英國上大學時，支付的學費比當地人要高許多倍。 我們的同胞之所以肯花血本送孩子出國留學，大都抱著很高的回報預期。全社會持續多年的外語熱使他們相信：只有外語才是知識，才是能力，掌握了一門外語，就等于捧上了金飯碗。于是，自費留學越來越低齡化。有統計顯示，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總數已達多萬人，其中絕大部分為自費留學。 一百多年前，英國人曾以鴉片為媒介，從我們這兒弄走了大量真金白銀；今天，我們應該防止他們利用新的媒介，誘使國人用寶貴的外匯去為英國扶貧。張先生女兒的親身經歷，就是我“扶貧“一說的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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