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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奇身為內(nèi)使，居西華門，離胡宅非常近，既然知道胡惟庸謀逆，為何不先期告發(fā)，一定要事迫眉睫時，才攔駕告發(fā)？況且如果胡惟庸真要謀反，也是秘密埋伏，即使登上城墻也不可能看到刀槍林立。謀反這么大的案件，胡惟庸當天下獄，當天就被處死，處置得如此匆忙，實在蹊蹺。

云奇告變

洪武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稱他家的舊宅井里涌出了醴泉，邀請明太祖前來觀賞。這是大明的祥瑞呀，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華門時，一個名叫云奇的太監(jiān)突然沖到皇帝的車馬前，緊拉住韁繩，急得說不出話來。衛(wèi)士們立即將他拿下，亂棍齊上，差點把他打死，可是他仍然指著胡惟庸家的方向，不肯退下。朱元璋這才感到事情不妙，立即返回，登上宮城，發(fā)現(xiàn)胡惟庸家墻道里都藏著士兵，刀槍林立。于是立即下令將胡惟庸逮捕，當天即處死。

云奇身為內(nèi)使，居西華門，離胡宅非常近，既然知道胡惟庸謀逆，為何不先期告發(fā)，一定要事迫眉睫時，才攔駕告發(fā)？況且如果胡惟庸真要謀反，也是秘密埋伏，即使登上城墻也不可能看到刀槍林立。謀反這么大的案件，胡惟庸當天下獄，當天就被處死，處置得如此匆忙，實在蹊蹺。據(jù)《明太祖實錄》記載，四天前，也就是正月甲午，中丞涂節(jié)已經(jīng)告胡惟庸謀反，以明太祖猜忌多疑的性格，怎么還會去胡惟庸家看所謂的祥瑞？可見，云奇告變純屬子虛烏有。

胡惟庸案前后株連竟達十馀年之久，誅殺了三萬馀人，成為明初一大案。事后朱元璋還親自頒布《昭示奸黨錄》，告誡臣下，切以胡惟庸為鑒。

胡惟庸案真相到底如何？明代法令嚴峻，多諱言此事。即使到清朝修《明史》時，也只是說胡惟庸被誅時“反狀未盡露”，這不免讓人生疑。

丞相胡惟庸

胡惟庸(？～)，鳳陽府定遠縣(今屬安徽)人，為李善長的同鄉(xiāng)。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時，歸附紅巾軍，頗受寵信。

朱元璋登基，任命李善長為左丞相，徐達為右丞相。李善長是朱元璋攻下滁陽后，接納下來的謀士，指揮作戰(zhàn)，組織供應(yīng)，事事皆能妥善處理。還在朱元璋稱吳王時，李善長便出任右相國，充分展現(xiàn)他裁決如流的才干，為功臣之首。洪武元年任左丞相，封韓國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徐達常年帶兵在外作戰(zhàn)，實權(quán)掌握在李善長手中。之后，他的兒子李祺又被朱元璋招為駙馬，權(quán)勢更加顯赫，成為朝廷中掌握實權(quán)的淮西集團首領(lǐng)。

淮西集團勢力的日益膨脹，威脅到皇權(quán)。朱元璋對他頗存顧忌，于是在洪武四年，以年高有病為名，讓李善長告老還鄉(xiāng)，時年五十八歲。其實，朱元璋早就有意撤換李善長，還曾經(jīng)向劉基請教合適人選。

劉基說：“善長為元勛舊臣，能調(diào)和諸將，不宜驟換。”朱元璋道：“善長屢言卿短，卿乃替他說情么？朕將令卿為右相。”劉基連忙頓首道：“臣實小材，何能任相？”可能劉基預料到在淮西集團當權(quán)的情況下，必然會受到排擠，故而堅決不肯任相職。朱元璋又問：“楊憲何如？”劉基答道：“憲有相材，無相器。”朱元璋又問：“汪廣洋如何？”劉基道：“器量褊淺，比憲不如。”

太祖又問及胡惟庸，劉基連連搖頭道：“不可不可，區(qū)區(qū)小犢，一經(jīng)重用，僨轅破犁，禍且不淺了。”朱元璋默然無言。但是后來朱元璋還是根據(jù)李善長的推薦，任用了善于逢迎的胡惟庸。劉基嘆道：“惟庸得志，必為民害。”胡惟庸得知后，便對劉基忌恨在心。不過，后來的事實證明，劉基的話還是有道理的。

因李善長的提攜，胡惟庸于洪武六年，進入中書省，與汪廣洋同任右丞相，左丞相空缺。胡惟庸入相后，他的精明干練很快得到朱元璋的賞識。這期間，胡惟庸還將自己的侄女嫁給了李善長的弟弟李存義的兒子李佑為妻，結(jié)成姻親，使得他與李善長關(guān)系更進一步。有這樣的元老重臣為后盾，胡惟庸更加膽大妄為。加上李善長的舊屬們也極力幫助他，胡惟庸可謂如魚得水。由于他逢迎有術(shù)，漸得朱元璋寵任。到洪武十年，進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獨攬丞相之權(quán)。隨著權(quán)勢的不斷增大，胡惟庸日益驕橫跋扈，獨攬丞相大權(quán)，生殺黜陟，為所欲為。內(nèi)外諸司所上的奏章，胡惟庸必先取閱，對自己不利的，就隱匿不上報。他任意提拔、處罰官員，各地喜好鉆營熱衷仕進之徒、功臣武夫失意者，都奔走于他的門下，送給他的金帛、名馬、玩好，不計其數(shù)。胡惟庸一時間權(quán)傾朝野，許多人都看他臉色行事，敢怒不敢言。

大將軍徐達對胡惟庸的擅權(quán)亂政，深惡痛絕，便把他的劣跡上告朱元璋

對于異己者，胡惟庸必定會打擊報復。之前，因入相問題，胡惟庸就與劉基有過節(jié)。恰恰甌閩間有一片空地名叫談洋，一向為鹽梟占據(jù)，劉基奏請設(shè)巡檢司進行管轄，鹽梟不服，反而糾眾作亂。劉基兒子劉璉將實情上奏，沒有事先向中書省報告。掌管中書省的胡惟庸認為劉基蔑視他，越加憤怒，于是唆使刑部尚書吳云彈劾劉基，誣稱談洋有王氣，劉基想據(jù)為己有，用來修墓，應(yīng)嚴加懲處。朱元璋便對劉基奪俸，劉基憂憤成疾，沒過多長時間就去世了。

大將軍徐達對胡惟庸的擅權(quán)亂政，深惡痛絕，便把他的劣跡上告朱元璋。誰知竟被胡惟庸聞知，忌恨在心，企圖誘使徐達家的守門人福壽謀害徐達。但因福壽揭發(fā)，未能得逞。可見胡惟庸氣量狹窄、心計毒辣。

對于胡惟庸的所作所為，朱元璋也略有察覺，對他的擅權(quán)更是感到不滿。洪武十二年九月，又有阻隔占城貢使一事發(fā)生，胡惟庸等人未及時引見占城貢使，又與禮部互相推卸責任，朱元璋一怒之下，將他們盡行囚禁，不難看出，此時胡惟庸已經(jīng)受到朱元璋的嚴重猜忌。就在這年十二月，又查出汪廣洋被賜死時，有個從死的妾陳氏，竟是獲罪后妻女并皆入官的陳知縣的女兒。朱元璋得知后，更為震怒，說道：“沒官婦女只給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給？”敕令法司要徹底追查此事，因此從胡惟庸以至六部堂屬各官都難辭其咎、負有罪責。此時胡惟庸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了。

在胡惟庸已明顯失寵的情況下，大概是揣度到朱元璋的心理，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涂節(jié)首先告胡惟庸謀反。與此同時，被謫為中書省屬吏的御史中丞商暠，也揭發(fā)了胡惟庸的許多隱私。

朱元璋接到告變后，立即命廷臣進行審訊，隨即就把胡惟庸處死了。告變?nèi)送抗?jié)，也因朝臣參劾說他本來準備參加謀反，因事不成才告變，連同胡惟庸和另一主犯，曾與汪廣洋一同參劾李善長的御史大夫陳寧，同時被殺。

罪名升級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被處死后，胡惟庸案遠沒有結(jié)束，對于胡惟庸的罪狀一直都在搜集查證。

洪武十八年()，有人告發(fā)李存義和他的兒子李佑，不僅是胡惟庸的至親，還曾經(jīng)伙同胡惟庸謀逆。胡惟庸雖已被誅，李存義也必須連坐。這可是禍從天降，并且為禍不輕，李家揣揣不安。但是朱元璋對此事并未嚴懲，還特別下詔，李存義與李佑都免于死罪，只是被貶到崇明島閑住。可能是因為李善長為功臣元老，朱元璋念及舊情，因而特地從輕發(fā)落。按理李善長受到如此殊遇，應(yīng)該上書謝恩，但是李善長對此事全然不予理會，這種態(tài)度令朱元璋感到非常不快。

胡惟庸案的查證一直都在繼續(xù)著，并且有了新的進展。洪武十九年()明州衛(wèi)指揮林賢通倭事發(fā)，經(jīng)審訊得知，他是奉胡惟庸的命令下海通倭的，胡惟庸謀反案有了進一步的證明。洪武二十三年()，又捉拿到奸人封績。封績本是元朝的舊臣，后來歸降于明，據(jù)說他經(jīng)常往來于蒙、漢之間，曾經(jīng)為胡惟庸給元嗣君送過信，胡惟庸在信中稱臣，并請元嗣君出兵為外應(yīng)。其實早在洪武二十一年()，大將軍藍玉出塞時，在捕魚兒海地方就捕獲過封績，但是由于李善長施加影響，并未上奏，就把封績給放了。直到這次，由于封績再次被捕入獄，李善長終于也被牽連進來了。

恰在此時，李善長為了娛老，大興土木，因缺少工人，向信國公湯和借用衛(wèi)卒三百名，以供營建。以營卒為工役，這種事情本是常事。但湯和膽小怕事，又不敢得罪李善長，因而表面應(yīng)允，暗中卻向朱元璋報告，這無疑是說李善長私自集結(jié)兵力。湊巧，京中吏民為黨獄誅累，坐罪徙邊，約有數(shù)百人，中間有一個叫丁斌的，為李善長私親，李善長便替他求免。由于朱元璋對李善長的猜忌之心日重，他不但沒有答應(yīng)李善長的請求，反而命令將丁斌拿獲。經(jīng)審訊得知，丁斌偏巧曾經(jīng)供事胡惟庸家，于是供出不少李、胡兩家的往來之事。這樣，便認定了李存義、李佑父子伙同謀叛的罪狀，立即將他們從崇明島拘捕進京，重新審理定罪。接著，朱元璋便頒布嚴敕說，李善長以“元勛國戚，知逆謀不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于是，七十七歲的李善長被賜死，其妻、女、弟、侄等一門七十馀人被殺。只有李善長的長子李祺及兩個兒子，因為臨安公主的緣故，得以免死，流徙江浦。

然而胡惟庸的獨斷專行，使相權(quán)與皇權(quán)的沖突更為明朗化了

與此同時，

朱元璋又策劃陸仲亨的家奴告發(fā)陸仲亨與唐勝宗、費聚、趙雄三名侯爵，曾串通胡惟庸“共謀不軌”。一場“肅清逆黨”的政治運動鋪天蓋地而來，到處偵捕，牽連蔓引，共有三萬馀人被誅戮。連一向與胡惟庸關(guān)系疏遠的“浙東四先生”也未能幸免，葉升以“胡黨”被殺，宋濂的孫子宋慎也牽連被殺，宋濂本人則貶死于四川茅州。

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特地頒布《昭示奸黨錄》，刊印多冊，發(fā)往各地，曉諭臣民，以此為戒。胡惟庸案至此才算告一段落，前后遷延近十年。

朱元璋如此煞費苦心，興此大案，究竟是何用意？

廢相的借口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設(shè)有宰相制，宰相都稱為丞相，當時丞相共有左、右二員，左比右大，分任左、右丞相的是李善長和徐達兩人。

朱元璋即帝位后，逐漸感到帝權(quán)與相權(quán)的沖突，唯恐臣下權(quán)力太大，會導致元末“宰相專權(quán)”、“臣操威福”的局面重演。有鑒于此，幾次設(shè)法試圖調(diào)整，以加強皇權(quán)。最早被殺的是中書左丞相楊憲。楊憲于洪武二年九月入為中書右丞，洪武三年李善長病休時，便實際操縱中書省大權(quán)，升為左丞。他玩弄權(quán)術(shù)，陷害同僚，“市權(quán)要寵”，很快被朱元璋殺死。

接著是右丞相汪廣洋被殺。朱元璋鑒于李善長權(quán)力過大，威脅帝權(quán)，于是在撤換李善長后，最初選中了汪廣洋接替李善長的相位。汪廣洋遇事小心謹慎，又以“廉明持重，善理繁劇”而著稱。

洪武六年，胡惟庸進入中書省，與汪廣洋共任右丞相。之后，汪廣洋以“無所建白”貶為廣東參政。但是汪廣洋一離相位后，胡惟庸遇事專斷與李善長相比有過之無不及。況且李善長還借胡惟庸等人，遙執(zhí)相權(quán)，勢力更甚于前。

汪廣洋被貶后，當然也不服氣，便暗中收集李善長的不法證據(jù)，于洪武九年()與御史大夫陳寧，合疏參劾李善長有“大不敬”之罪。這當然正中朱元璋的下懷，于是洪武十年九月，朱元璋先升胡惟庸為左丞相，再調(diào)回汪廣洋為右丞相，以牽制胡惟庸，改變胡惟庸獨相的局面。

然而汪廣洋復相后，整日喝酒，并沒有起到應(yīng)有的牽制作用，反而事事調(diào)和，公事“惟以他官剖決，不問是非，隨而舉行”。這令朱元璋大為失望，又把他貶往廣南地區(qū)。即使這樣，仍未能平息朱元璋的怒氣，便又追加詔書，下令追到后，即將汪廣洋就地處死，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汪廣洋被貶殺。

由上可知，明初的丞相擅權(quán)不行，尸位素餐也不行，放權(quán)、抓權(quán)均無好下場。朱元璋對于相權(quán)的存在實際上已深為反感，他不能容忍相權(quán)過大，絕不希望有凌駕于眾人之上的權(quán)臣存在，廢相只是時間問題。

然而胡惟庸的獨斷專行，使相權(quán)與皇權(quán)的沖突更為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長小心謹慎，徐達經(jīng)常帶兵在外，汪廣洋只知飲酒吟詩，皇權(quán)與相權(quán)的矛盾尚不突出。但胡惟庸為相七年，擅權(quán)亂政，使得朱元璋感得大權(quán)旁落，除了剪除別無選擇。

胡惟庸案實際是一個冤案，明初的冤案又何止這一個？

早在洪武十一年三月，

為了限制丞相的權(quán)力，朱元璋就下令凡奏事不得先“關(guān)白”中書省。在此之前，凡是各地送給皇帝的奏章都要關(guān)白中書省，就是給皇帝一份，同時也要給中書省丞相送一份。接著，又令六部奏事不得關(guān)白中書省，這樣就大大削弱了中書省的權(quán)力。然而即使這樣，也還不能令朱元璋滿意。

于是就有了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朱元璋接著就宣布裁撤中書省。丞相廢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朱元璋大權(quán)獨攬。秦、漢以來實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從此廢除，皇權(quán)得到進一步加強。稍后，朱元璋還宣布以后嗣君不許議置丞相，大臣如敢奏請者，處以重刑，并立為祖訓。我們再回頭看一下胡惟庸案就可明白，說胡惟庸獨斷專行確有其事，但謀反其實是子虛烏有，它只不過是朱元璋廢丞相的一個借口。胡惟庸被告稱謀叛時，證據(jù)并不充足，如果深究下去，胡惟庸可能不會被坐成死罪。因此朱元璋才迅速認定謀逆是實，即行殺掉，連告發(fā)的涂節(jié)也全不放過，只是為了死無對證，并可以借此另做文章。

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后，仍然能時時刻刻感受到李善長的威脅。李善長為功臣之首，雖已退位，但勢力還很大，加之與胡惟庸的姻親故舊關(guān)系，始終令朱元璋耿耿于懷。為了鞏固帝業(yè)，就必須徹底消除這一隱患，因而胡惟庸案不斷升級。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虜南倭”，于是又為胡惟庸添上了一個“通倭通虜”的罪名，就是說他勾結(jié)蒙古和日本，企圖謀反。但是據(jù)吳晗先生《胡惟庸黨案考》，通倭通虜都是“莫須有”的罪名。胡惟庸事件正像一個傳說中的故事，時間越長，故事的范圍便越擴大。到后來胡惟庸東通日本高麗，西通卜寵吉兒，南通三佛齊，北通沙漠，東西南北諸夷，無不與胡惟庸叛逆案發(fā)生關(guān)系。朱元璋在殺胡惟庸若干年后又給他加上這些謀逆罪名，是想借胡案興起大獄來誅殺文武功臣，以防功臣們?nèi)蘸笸{朱姓子孫。平心而論，胡惟庸的被殺完全是咎由自取，但是所謂的“胡黨”卻未免牽強附會。胡惟庸案實際上成為朱元璋整肅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認為心懷怨望、行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黨”的罪名，處死抄家，開國功臣李善長也最終被牽連進此案。

有明一代任丞相的只有四人，李善長、徐達、汪廣洋、胡惟庸，有三人被殺。據(jù)說徐達也未能善終，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極為兇險的背疽，按中醫(yī)的說法，忌吃蒸鵝。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鵝給他吃。徐達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繼續(xù)活下去，只好當著來人的面，流著眼淚吃下蒸鵝，沒過幾天就死了。

李善長是受禍最慘的，不僅本人被賜死，還被族誅。他死后一年，郎中王國用為其鳴冤，由御史解縉起草《論韓國公冤事狀》，疏中論道：李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勛臣第一，又何必為胡惟庸謀事，況且他已經(jīng)年邁，根本沒有精力再折騰，何苦如此！當時正值胡黨株連，氣氛異常恐怖，很多人擔心會招來禍事。但朱元璋看了以后，未作任何批示，可見他也默認是枉殺。

所謂的胡謂庸案只是一個借口，目的就在于解決君權(quán)與相權(quán)的矛盾，結(jié)果是徹底廢除了宰相制度。胡惟庸案實際是一個冤案，明初的冤案又何止這一個？胡案剛剛結(jié)束，藍案又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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