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給謝希孟的詩寫序，其中有一句說她“不幸為女子”，如果給女性主義者讀到，歐陽公又要有麻煩了。但歐陽修并非失言，只是在說實話。古代，女性一直有些倒霉，而若論倒大霉，則是從宋朝開始。
宋代理學家對社會生活的干預能力，強且深遠—早期的理學三巨頭中，程頤不用說，有名言“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在；張載曾作《女戒》，第一句話便是“婦道之常，順唯厥正”；周敦頤則說，治國的根本在于治家，而“家人離，必起于婦人”，也就是說，要使天下太平，必須從軟柿子開始捏。
在北宋，事情還來不及像后來那么糟。改嫁和財產繼承的權利，尚有些保障，而社會的風尚也還開通。宋代多才女，說明了一些事情，因為在古代，讀書寫詩是社會處境的一種標志。像名臣王安石，家中女性的處境就不錯，她們都寫詩，他夫人會寫“待得明年重把酒。攜手。那知無雨又無風”，他妹妹會寫“草草杯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他女兒會寫“極目江山千萬恨，依前和淚看黃花”，他侄女會寫“不緣燕子穿簾幕，春來春去那得知”。
宋代有兩個謝希孟。一位是前面提到的女詩人。另一位在南宋，是男性。這位男謝希孟有些意思，曾說“天地英靈之氣，不鐘于男子，而鐘于婦人”，大概是賈寶玉的先聲。但這種話只好算是憤激之言，不足以證明其真實的立場。
另一位出言憤激的，是本篇主角，晚清的汪士鐸。他的狷急狂傲，本來也普通，但他死后，有人刊印了他的《乙丙日記》，終于把大家嚇了一跳。
《乙丙日記》對女性所發的議論，前無古人，后無來者。汪士鐸認為女人數量太多，是世亂之由。所以他的主張之一竟是—“推廣溺女之法”。家有兩女，賦稅加倍。而窮人家，干脆不允許生養女兒。汪士鐸并沒有瘋。他身后的名聲，也不是瘋子所能冀求的—現在，好多人說他是“中國的馬爾薩斯”呢。
他還對女性的長壽憤憤不平。他說男子理該活到六十歲，活到五十歲，只算夭折；活到七十，是有福氣；而女性呢？活到二十歲，就是正壽，三十曰“甚”—已經活得太久了。接下來，四十曰變，五十曰殃，六十曰魅。活到七十八十呢？妖怪。
在對汪士鐸憤怒前，不妨再看看他對身邊女性的實際感情。汪士鐸幼年家貧，他曾回憶，母親在夏天常吃放壞了的食物；到冬天，手膚皸裂如碎瓷。母親一生勞瘁，“此士鐸所最痛心而不忍一涉想者也，嗚呼奈之何哉”。
主張“家有兩女倍其賦”的汪士鐸自己倒生過五個女兒。他的長女淑芹，在洪楊之亂中投水死，年二十八歲，已經活過了汪所論的二十歲“正壽”。然而，“雖曰正命，然自為人父者，思之則不能為悲也”。他最鐘愛的二女兒淑蘋，嫁的人家不好，只活到二十二歲，實死于夫家的虐待。他在日記里頗有痛心之言：“自己不知能活幾日，故不接來。知其以后之難，故祝其死也，聞其信，言柴米俱難，故每食輒淚下，無事則為之思，自己無能才拙，身后寡妻猶難顧，如何顧寡女？”
“愛莫能助”四字，可概括汪士鐸對女兒的感受。對女兒的愛憐，對社會和自己的厭憎，日夜煎熬，竟使他移怒于弱者。
再看他的妻子。汪士鐸的第一個妻子老實溫順，有時汪士鐸不講道理，她“亦淡然置之”，似乎是汪士鐸心目中的理想妻子。她重病時，因為要省錢給女兒辦嫁妝，舍不得求醫問藥，遂至不起。汪士鐸多年后才說：“此余之深悔者也。”
因為無子，汪士鐸續娶了一位年輕太太，而她在任何一方面，都是前任的反面。二人天天吵架，汪士鐸嘴上吵不過，手上打不過，只好偷偷在文字中泄憤，說她種種兇悍，“尋死拼命，多言長舌”，詛咒她“死于凌遲之國法”，或“死于拼命之騙人”。
憎恨汪士鐸的人或許要說“惡人自有惡人磨”了。這位悍妻，大概刺激出了《乙丙日記》中一些可駭的主張。不過，汪士鐸的人口主張，終究不是什么嚴肅的社會理論。他看到了人口問題，但他的學術背景，使他沒有可能提出建設性的主張，只好故為狂怪之言，聊泄心頭之悶。他是個極端的例子，其實，古代士大夫對女性的態度，沒有一人是不矛盾的。
汪士鐸有兩句詩，最可玩味：“生女必強撼，生男必狡詐。”我讀過的憤世之言，當屬這兩句最尖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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