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導語：由牛津大學圖書館收藏的《大唐西域記》和《玄奘傳記》中明確，唐朝有一項規定，禁止國民出關。玄奘為了求得真經，發揚佛法，私自西行印度。他因為違背了朝廷禁令，沿路關卡到處都有追捕他的通緝令——其實，我國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有了“通緝令”的雛形。當時，“吳國名將伍子胥被裹入一場政治斗爭，楚平王為了追殺伍子胥，命人制作了他的畫像，張貼到全國各地，并懸賞捉拿。伍子胥的畫像——最早的“通緝令”春秋戰國時期，吳國名將伍子胥就曾被楚國畫像通緝。公元前年，伍子胥從楚國逃到吳國，做了相國。《國語·楚語》和《史記·伍子胥列傳》中記載，楚國到了楚平王年間，因為楚平王荒淫無度，國勢日衰。楚平王懷疑太子“外交諸侯，將入為亂”，伍子胥及其親屬被裹入這場政治斗爭，后因親屬盡被殺害而逃到吳國。楚平王為了追殺伍子胥，命人制作了他的畫像，張貼到全國各地，并懸賞捉拿。中國政法大學法制史研究所蒲堅教授認為，“這張伍子胥的畫像，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次通緝。”但據《后漢書·黨錮傳》記載，東漢漢靈帝年間，為了緝捕張儉而制作的“通緝令”也可謂我國歷史上極為典型的“通緝令”。在漢桓帝時，大宦官、中常侍侯覽在其家防東（今山東金鄉縣西北）“殘暴百姓，所為不軌”。同鄉人張儉不畏權勢，毅然寫奏折給漢桓帝，揭露侯覽的罪行，請求誅殺侯覽。但奏折終因落入侯覽之手而被扣壓，侯覽與張儉也因此而結下冤仇。此次事件稱為“黨錮事件”。漢靈帝建寧二年（公元年），侯覽勾結同鄉人朱并，上書誣告張儉，并脅迫漢靈帝詔令緝捕張儉，張儉聞訊后倉皇出逃。侯覽“刊章討捕”，刻印了許多包括張儉年齡及外貌特征在內的公文，頒行于州郡，要求各州郡協助緝捕。通緝令發出后果然奏效，張儉“困迫遁走，望門投止”。雖然百姓“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張儉仍無處藏身。他走到哪里，官兵就追捕到哪里。幾經流轉，張儉逃到東萊（今山東掖縣），藏在好友李篤家里。李篤也不敢久留張儉在家，又偷偷地把他送到塞外。直到中平元年（公元年），“黨錮事件”結束后，張儉才得以重歸故里。名稱沒有大的變化各時期呈現不同形式自從出現通緝令至今，“通緝令”的名稱基本沒有什么變化，這是歷史上少見的繼承方式。玄奘曾被唐朝政府通緝小說《西游記》中記載的唐朝玄奘和尚和歷史上事實很有區別。由牛津大學圖書館收藏的《大唐西域記》和《玄奘傳記》中明確，唐朝有一項規定，禁止國民出關。玄奘為了求得真經，發揚佛法，私自西行印度。他因為違背了朝廷禁令，沿路關卡到處都有追捕他的通緝令，最后，不得不用絕食的方法說服高昌王允許他繼續西行。岳飛被十二面金子牌通緝根據《岳武穆遺文》和相關歷史資料記載，宋紹興三年，岳飛因剿滅李成、張用等“軍賊游寇”，得高宗獎“精忠岳飛”的錦旗。次年四月，岳飛揮師北上，擊破金傀儡偽齊軍，收復襄陽、信陽等六郡。岳飛也因功升任清遠軍節度使。同年十二月，岳飛又敗金兵于廬州（今安徽合肥），金兵被迫北還。紹興五年（年），岳飛率軍鎮壓了楊么起義軍，從中收編了五、六萬精兵，使“岳家軍”實力大增。紹興九年（年），高宗和秦檜與金議和，南宋向金稱臣納貢，這使岳飛不勝憤懣，由此引發了高宗對岳飛的懷疑。而在朱先鎮，岳飛招兵買馬，連絡河北義軍，積極準備渡過黃河收復失地，直搗黃龍府。于是，高宗第一次發出金子牌命岳飛回朝，遭到岳飛拒絕。為了使百姓知道岳飛“圖謀不軌”，并進一步給岳飛施加壓力，高宗又連續十一次發出金子牌，并沿途散布關于岳飛“謀反”的信息。這可以說是宋朝獨一無二的通緝方式，最后，在紹興十一年（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岳飛被毒死于臨安風波亭。朱元璋遭遇元朝“海捕”元明清時期，通緝令的使用更加廣泛。通緝令的制作主體也越來越擴大化，由最初的中央司法機關的制作逐步放大到地方政府，所采用的方式，大部分也是“畫影圖形”。元朝末年，戰火連天，朱元璋起兵造反。在朱元璋造反之前，他就曾受到元朝通緝，元朝統治區域內幾乎每個村落，都張貼著畫有朱元璋頭型和簡單“犯罪”事實的“通緝令”，朱元璋無可藏身，最后被迫繼續流落在皇覺寺為僧。朱元璋造反之后，元朝政府更是采用了極端的通緝方式，他們制作了以朱元璋為首的“叛逆者”畫像，只要見到類似于畫像上的人，人人可以誅之。清朝“文字獄”盡用通緝方式尤其在清朝大興“文字獄”之時，清政府為了“斬草除根”，往往將已經潛逃的罪犯直系親屬，由著名畫師根據被捉拿的當事人的描述，制作成逼真的影象，張貼到全國各地，并以高額的懸賞金作為誘惑。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僚為了打擊異己，防止他們逃跑，也采用上述方式，通緝于個主要關隘和大街小巷。在整個清朝，余起文字獄案中,乾隆時期就有余起,占全部案件的百分之八十。乾隆時期的文字獄之多和他在全國范圍內徹底清查禁書有密切關系。乾隆撤查禁書的方式是，將地方官員舉報上來的禁書作者，或刊載于邸報頒行天下，“以為通緝所用”，或令地方官員制作“通緝目錄”，張貼到禁書作者可能出現到的地方，大肆進行搜捕，“諸多文人戰栗不可度日。”《紅樓夢》被作為禁書后，因為曹雪芹已經亡故，乾隆政府將刊印、手撰、收藏的所有人都作為了通緝對象，清朝刑部制作“檄文”，就像對待戰犯一樣全國緝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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