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這多年，我從未走過舒適安逸的路。首先是因為生活的時代環(huán)境，其次是個人性格所致。另外，則是因為我一直無法拋棄“幸福世界”的夢想。我相信，所謂幸福的世界，就是社會安定、經(jīng)濟安樂以及透過文化而獲得快樂。我之所以有這樣的性格與理想，或許都開端于早年如影隨形的貧窮。
我是在日本出生的。年祖國解放后，父母帶著大姐二姐、大哥二哥、妹妹和我坐上了回國的臨時客船。船上擠滿了和我們一樣心懷憧憬的韓國人。誰知，船行至半途，在大麻島觸礁沉沒。一家人雖然都被救了上來，但父母在日本辛辛苦苦積攢的一點錢，全都被水沖走了……就這樣，我們兩手空空回到祖國，等待我們的是無邊的貧苦。
回國那年我只有歲，對故鄉(xiāng)的最初記憶就是浦項市場街的貧窮。貧窮像石花殼一樣緊緊貼在我們家身上，到我多歲時還無法擺脫。
父親出生在一戶農(nóng)家，是三兄弟中的老幺。家里的一小塊地都分給了兩個哥哥，因此父親年輕時就離開了故鄉(xiāng)，到處流浪。在顛沛流離的日子里，他學會了養(yǎng)豬和養(yǎng)牛的技術。
年，父親和幾位老鄉(xiāng)一起去日本闖蕩，在大阪附近的牧場干活，靠著拼命勞作和節(jié)儉，終于攢下了幾個錢。在日本暫且安定之后，父親臨時回國與母親結婚。不久，他們便一起到了日本。
回國后，父親在“·”事變之前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同志商業(yè)高中財團理事長所有的牧場上干活。母親則在浦項市場一個偏僻的角落里賣水果。我從歲起就是父母的小幫手了。
“·”事變爆發(fā)時，我還在上小學。那年，母親帶著我們個孩子(弟弟是父母回國后出生的)到興海大伯家避難，父親則繼續(xù)留在牧場上干活。我記得，那是一個炎熱的上午，弟弟哭鬧個不停，二姐就背著他在院子里玩耍。突然有飛機飛過的聲音，緊接著屋頂上響起轟隆隆的爆炸聲。不知道過了多久，可怕的聲音終于停息了。可是，姐姐和弟弟呢?
家人驚恐地奔向院子，姐姐和弟弟倒在院子中央，額頭、后背汩汩冒血，全身燒傷，慘不忍睹。
母親幾乎要昏厥過去。看兩個孩子還有一口氣，她瘋了似的拼命往山上跑，采來草藥敷在姐姐、弟弟身上——對于我們這樣的窮人來說，買藥是不可能的。但最終，姐姐和弟弟還是在痛苦中停止了呼吸。他們慘死的模樣和母親哀痛的神情，永遠留在了我的記憶深處。從那以后，戰(zhàn)爭和南北分裂對我來說不再是抽象的概念。
父親因戰(zhàn)爭失業(yè)后，我們一家人不得不搬到山腳下的一座寺廟里。那座寺廟是日本人以前建的，大家都叫它“赤山寺廟”。個家庭擠在一間屋子里，連個生火的地方都沒有。住在這里的當然都是窮困潦倒之人，從早到晚，打架的聲音、喊餓的聲音、臨死的呻吟聲不絕于耳，沒有一天能睡好覺。每天我們?nèi)胰硕嫉贸鋈フ页缘模词惯@樣也很難填飽肚子。
那時候，我們家最主要的食物就是酒糟——糧食釀酒后剩下的渣子。作為家里最小的兒子，我每天都要去酒廠買酒糟，而且一定要買最便宜的那種，一天兩頓都用酒糟充饑。因為酒精的原因，我全身一直是紅紅的。日后到公司工作，我之所以能在酒席上“勝人一籌”，或許就是小時候吃酒糟練出來的吧。我把它看成貧窮留給我的一種財富。
失去牧場工作的父親后來在朋友的幫助下，開始做布料生意。這種買賣的“生財之道”全在量尺上。布料商告訴父親：量布的時候要把尺子疊起來一點，最后再“大方的”讓出一點送給顧客，如此這般才能賺錢。但是，父親的秉性不允許他這么做。所有布料他都一寸不少地量給顧客，末了再免費贈送一點。父親的這種即使在困境中也要憑良心做事的態(tài)度也在潛移默化地影響我。但是，當時還在念小學的我，最切膚的感受還是貧窮的苦澀。午飯時間，其他同學都在吃飯，而我只能拼命往肚子里灌水。水不能充饑的感覺，沒有經(jīng)歷過的人又如何體會得到?
(唐正均摘自《經(jīng)營未來：李明博自傳》 人民出版社 圖/潘英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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