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紀曉嵐，是孔子贊譽的那種“敏而好學”的文學家。他生于清雍正二年，出身書香門第，少年時譽為“神童”，歲中秀才，歲考中解元，歲以二甲第四名進士入仕，先在翰林院為庶吉士，后晉升為右庶子，掌太子府事，在乾隆時恩寵倍加，受命為《四庫全書》總纂官，十三年中披星戴月編書，終于編成經、史、子、集四部，紀曉嵐還親自寫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庫全書》是一部研究中國文史的重要工具書。紀曉嵐也由內閣學士升遷禮部尚書。他一生中五次出掌都察院。紀曉嵐歲時，還拜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銜，兼國子監事。紀曉嵐歲卒于嘉慶十年，嘉慶皇帝御賜碑文：“敏而好學可為文，授之以政無不達。”
“敏”而“達”，也可以說是對紀曉嵐的評價。所謂“敏”，即指他刻苦好學，博學強記，年輕時喻為“河間才子”，才名與袁枚同，時有“北紀南袁”之稱。但他一生只留下一部筆記小說《閱微草堂筆記》和一部《紀文達公遺集》。原因是紀曉嵐中年時把大量精力花在編纂《四庫全書》上，自己著述少了。《閱微草堂筆記》內容豐富，知識性強，文風質樸淡雅，不少篇章揭示社會矛盾，敢于抨擊時弊，有很高的思想價值與學術價值。魯迅譽之：“雋思妙語，時足解頤；間雜考辨，亦有灼見；敘述復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來無人能奪其席。”紀曉嵐生前被推為清代學界領袖、文壇泰斗，此言非虛也。
明代才子解縉是《永樂大典》的總纂官，論才情可與紀曉嵐匹敵，但他歲慘死于囹圄；而紀曉嵐卻因《四庫全書》而一生享盡榮華富貴。此中原因當然與解、紀兩人面對的皇帝有關。永樂帝朱棣能力強而生性多疑暴戾，視文人性命如草芥；乾隆帝則是一位善于執政而又雅愛文學的天子，他很賞識有才氣的文人，對文人的言論也較寬容，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與紀曉嵐的個人性格有關。嘉慶皇帝贊譽紀曉嵐，一是“敏”，二是“達”，解縉卻“敏”而不“達”，古代許多有才氣的文人未能終善一生，就是不“達”。
所謂“達”，一為通曉，即通情達理；二為達觀，即隨遇而安，對不如意的事能看得開。綜觀紀曉嵐一生，因他敢于直言，也曾引起同僚嫉妒，皇帝不快，和珅曾幾次難為紀曉嵐，幸虧紀曉嵐才思敏捷，每次都以巧言化險為夷，而與乾隆相處，也“伴君如伴虎”。一次，紀曉嵐與同僚在書館中讀書，因天奇熱無比，他便脫掉上衣，赤膊翻書，不料乾隆突然駕到，紀曉嵐來不及穿衣，趕緊脖子一縮，藏到書桌底下，乾隆早已看到，故意與他人談笑風生，紀曉嵐在桌子下大汗淋漓，實在熬不住，他本來是高度近視，便探頭問：“老頭子走了嗎？”話音剛落，才知乾隆正坐在他眼前，乾隆怒而責問，紀曉嵐從容答道：“老乃長壽之意，頭乃萬物之首，子乃圣人之稱，孔子、孟子皆有子，故萬歲乃‘老頭子’也。”盡管紀曉嵐以詼諧巧言周旋，但畢竟“伴虎”于側，他幾次直言，也曾惹乾隆大發雷霆，怒斥紀曉嵐：“我看你文學上還有一點根基，才給你一個官做，其實我不過把你們文人當作娼妓一樣豢養罷了，你怎么敢大膽議論國事？”可見，紀曉嵐雖以通達處世，也飽受人格污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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