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皇后”
當年，她發動“夫人外交”攻勢，以她攝人心魄的風姿和演講，迷倒了不知多少美國人，為處于艱難抗戰中的中國爭取到了寶貴的援助。來華參戰的美國軍人，凡是見過第一夫人的，無不為之傾倒。在華的美國軍人，無論是陳納德天上的飛虎隊，還是史迪威印緬戰場上的陸軍別動隊，均堪稱是全美國二戰中最勇敢、戰績最顯赫的軍人，由于歐美特有的崇拜夫人的傳統，所以這種勇敢和戰績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跟宋美齡不無關系。
不僅如此，在西安事變中，宋美齡力壓國民黨高層力主討伐的呼聲，親自犯險進入西安，對推動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起了積極作用。其勇氣和見識，絕非一個普通的貴婦人所能望其項背
在中國抗戰獨立支撐的年月，在國際法西斯陣營擴張勢頭猖獗，“國民政府”內部高層分裂的年月，在推動“國民政府”堅持抗戰，并且最后站對隊方面，應該說宋美齡和宋家的兄弟姐妹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凡是見識過宋美齡的人，都對她的能干留下深刻的印象。盡管是中國“第一夫人”，但宋美齡從來就沒有想到專門做夫人，她是要做事的。剛與蔣介石結婚不久，鬧著要做事，蔣讓她去管北伐軍的遺族學校。她沒有嫌這個事情小，把個小小遺族學校管得井井有條。美國人來參觀，說它是“東方第一新興學校”。
此后，無論是參與政務，還是參與婦女界活動，都有聲有色。蔣介石發起的“新生活運動”，由于有了她和一干新派人物的摻和，才避免了淪為一場霉味過重的復古運動的命運。
然而，有魅力而且能干的“第一夫人”，就像她的這個頭銜一樣，其實并不屬于她身處的這個世界。對于當時的中國人來說，宋美齡等于是“皇后”，她的行為方式應該是這樣的：或者像唐朝的長孫皇后那樣，躲在丈夫的身后，過著與世無爭的日子；或者像武則天一樣，憑借丈夫的權力飛揚跋扈。無論采用什么樣的生活方式，至少要聚斂一些財富，爭取生個兒子，或者抱養一個。
然而，這一切距離宋美齡是太遠了，宋美齡出身中國最早的基督教家庭，從小就在美國生活和受教育，讀的是威斯里女子學院這種很貴族化的學校，飽浸了美國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
她的優雅、她的活力甚至她的能干，更像是美國式的，不怎么“中國”。她的英語無論說和寫，都比她的中文好，甚至連她的思維方式都是英語的。
盡管貴為“第一夫人”，但她的交往圈卻還是歐美化的中國人，連打電話都用英語，給接線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說英語的人看她，和她看人家，都顯得那么地順眼、和諧。
抗戰前和抗戰期間，她自己或者陪同蔣介石，從慰問傷兵到視察前線，沒少在軍隊里轉。幾乎個個精通英語的空軍，對“第一夫人”的感情之深，都恨不得為她去死；然而在陸軍里，卻找不到這樣的人。
在蔣介石的棺材里放了四本書
一位美國的傳記作家寫道：在宋美齡和蔣介石結婚以后，“美麗的新娘子伴隨著總司令轉戰各地。車站、農宅、臨時屋都曾是他們的落腳處，不過有件特別的事情，那就是不論到了多么惡劣、簡陋的地方，夫人對她所素持的干凈標準絲毫也不肯打一點折扣。每到一個地方，她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抹地擦窗，務必直到看起來纖塵不染后才肯罷手。當然，漂亮的窗簾和芬芳的鮮花是絕對不可免的。”
顯然，對于當時中國的老百姓來說，“第一夫人”典雅、高貴、整潔、魅力四射，但絕對談不上親切、可近。
熟悉中國現代史的人都知道，盡管政見不同，宋美齡和宋慶齡之間，感情一直是非常好的。不論宋慶齡多么令蔣介石頭痛，雙方如何仇視，宋美齡卻一直竭力維持著她和宋慶齡之間正常而且算得上親密的姐妹關系。
無論宋慶齡與蔣介石關系惡化到了什么地步，宋美齡都絕不允許蔣介石的特務碰她姐姐一根毫毛。為此，她不僅三番幾次正色告知蔣介石，而且親自出面警告戴笠。
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夕，宋美齡給宋慶齡的信，依舊款款情深：“最近，我們都經常想起你，希望你能平安、順利。”這不是說宋美齡沒有立場，親情高于一切，而是一種中國人難以理解的美國作派的體現——政治和家庭分開，意識形態的歧見跟家庭親情是兩回事，絕不往一塊摻和。
在解放戰爭快要勝利的時候，宋美齡用牛奶洗澡的傳說，在解放區到處流傳，以至于到了我能懂事的時候，大人們還這樣說。這個傳說雖然表面上是對宋美齡的一種丑化或者詆毀，但也反映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隔膜和對立。
宋美齡和蔣介石的結合，固然還算是琴瑟和諧，但事實上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在宋美齡的朋友圈子里，無論是歐美的友人，還是國內的“歐美同學會”，對傳統理學味道十足的蔣介石并不欣賞，甚至還說三道四。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對這些人自然也是若即若離。我們不知道，到了臺灣之后，這些自由知識分子在遭到國民黨整肅的時候，宋美齡會是個什么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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