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對外開放等問題上“談不攏”，再加上鄧小平耳背，整個年，他們共同出席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和政治局常委會議，只有一次。更多地，是分別找主持工作的一線領導人談話。
鄧小平和陳云，是改革開放初期政治舞臺上起關鍵作用的兩個人。這一時期，他們彼此間的合作與相互補充是主流，但也有差別與分歧。
打倒“四人幫”頭幾年配合默契
打倒“四人幫”后頭幾年里，鄧小平與陳云互相支持，配合默契。在年月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云頂著政治壓力，發言要求讓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年月，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又是陳云率先提出應當盡快平反重大冤假錯案，改變會議原定議程，由此拉開改革開放的大幕。
鄧小平也對陳云十分倚重。在他的建議下，年月，國務院財經委員會正式成立，陳云出任主任，主持全國財經工作。陳云大刀闊斧地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鄧小平支持陳云，擱置了被稱為“洋躍進”的億引進計劃。由于、年連續出現巨額財政赤字，由陳云主導，決定從年起，再用三到五年的時間，對經濟進一步的調整。鄧小平部分地放棄了自己的原有觀點，再次對陳云投了信任票，同意把經濟發展速度降下來。
對計劃與市場關系認識不一
年底，華國鋒淡出核心領導層，改革提速。從這時起，鄧陳二人在一些問題上的意見分歧漸漸顯現。鄧小平、陳云改革思想中的差異突出表現在開辦特區問題、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和經濟建設發展速度問題三方面。陳云更強調改革“步子要穩”，“要‘摸著石頭過河’”。鄧小平則著重于“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開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
陳云始終堅持“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思想。他形象地稱之為，搞活經濟要有一個籠子，這個籠子就是國家計劃。這就像鳥一樣，捏在手里會死，但沒有籠子，它就飛跑了。而鄧小平年就對外賓說過：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在對外開放問題上，陳云十分謹慎。鄧小平對于利用外資的態度，則常常是韓信點兵，多多益善。
由于在這些問題上“談不攏”，再加上鄧小平耳背，整個年，他們共同出席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和政治局常委會議，只有一次。更多地，是分別找主持工作的一線領導人談話。
鄧小平對特區問題一錘定音
由鄧小平倡議而試辦的特區，在中央決策層分歧明顯。年底，陳云在中央召開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指示：試辦經濟特區，現在只能有這幾個，不能增加。年月，他在中紀委報送的《廣東一些地區走私活動猖獗》上批示“嚴辦幾個，判刑幾個，以致殺幾個罪大惡極的”。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命令，把打擊經濟犯罪作為中心任務。打擊沿海地區經濟犯罪的活動，被提到了意識形態的高度。甚至，“新的條件下的階級斗爭”也被重新提起。鄧力群所主持的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搞的材料《舊中國租界的由來》，作為中央文件的附件下發。其間，宣布特區也必須堅持“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原本已下放的一些權力被取消，特區如同名存實亡。
對陳云倡議的這次行動，鄧小平一開始是支持的。但是，讓曠日持久、上綱上線的打擊影響到改革開放的大局，卻是他絕不愿意看到的。年月日，鄧小平同胡耀邦等幾位中央負責人談話，一錘定音：“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鄧小平指定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和國務委員兼國家計委主任宋平，將談話的內容向陳云匯報。陳云在遇到同鄧小平意見不一致的時候，往往表示贊成鄧小平的意見，起碼不再公開堅持自己的觀點。這一次也不例外，陳云表示同意。
發行特區貨幣一事不了了之
年三四月間，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召開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決定進一步開放天津、上海、大連等個沿海港口城市。座談會形成的《紀要》甚至表示，允許特區發行貨幣。在杭州休養的陳云看過座談會紀要后，同意開放個沿海城市，但對搞特區貨幣“考慮比較多”，建議貨幣發行權還是要集中到中央。盡管如此，特區貨幣研究小組還是成立了，初步設計的幣樣跟港幣有些像，上面的頭像是炎黃二帝。后來，因多位專家反對發行特區貨幣，此事不了了之。
縱觀改革開放初期陳云與鄧小平的關系，彼此間的合作與相互補充是主流，差別與分歧是支流。過去有輿論說鄧小平是改革派，陳云是保守派。對此，鄧小平在年同美國國務卿舒爾茨談話時，給予了間接批駁。他說：“有些人對改革的某些方面、某些方法不贊成，但不是完全不贊成……國外有些人過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別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錯；如果要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摘編自《中國新聞周刊》《當代中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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